第四百六十八章 大争之世,强则强,弱则亡!
王崇古反对将投机行为纳入刑名,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反对,更不是站在势要豪右的立场上,去维护那些操纵票证价格的晋商,而是基于实践的考虑。
王崇古看着陛下的脸色,低声道:“陛下,这种消息,真真假假,历来都不算罕见,三人成虎众口铄金,很多时候,谣言四起,也可能是些游手好闲之徒,张嘴胡,这口口相传,就越传越邪乎,谣言止于智者,分辨是非、断定真伪,就是需要投机者,去判断这些消息的真真假假。”
投机就是投机的真真假假。
不好追查,哪怕是制定好了律法,如何来落实,也是问题。
什么是谣言,什么是故意鼓噪,如何去界定?交易行里本身就充斥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。
在交易行里参加博弈的投机客们,不就是以为自己一定比别人聪明,能够分得清楚真假,进而获利吗?
交易行是个围城,站在外面的时候,会看的很清楚很明白,一旦入局,就会丧失理性,入局的人想要走出去,但沉没成本让他深陷其中,无法自拔。
如果操纵票证价格入了刑名,不仅仅是行政处罚,那谁还愿意入场?那交易行的新政就是彻底失败的。
“陛下,以这次庄家操纵驰道票证为例,这次他们在十五的时间里,连续操纵,才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,如果将十五变成三个月,而后徐徐图之,一点点的吃进,一点点的吐出来,这就是臣担忧的第二个问题,如何去界定正常买卖和操纵票证。”王崇古出了自己第二个担忧。
因为界定困难,这个罪名很容易变成箩筐罪,刑名最怕就是这种模糊定义、语焉不详,其危害就是经办官员不分青红皂白,什么事儿都往这个罪名上靠,最后这个条文会因为过度执行,逐渐变成沉睡条款。
这在大明,不止发生过一次。
王崇古面色古怪的道:“臣愚钝,别去绥远修驰道,就是铡刀放在他们脖子上,估计也是该干还的干,前段时间,大明攻伐板升,照样有白氏通番,有的时候,身在交易行局中,面对那数不尽的蠢货,很难忍住不下手,就像庄稼成熟了,朝廷不能收割,百姓怎么可能忍得住呢?”
“很具体的比喻。”朱翊钧对王崇古的话表示了赞同,他本身事农桑,看到麦子熟了,那就必须得割,王老子来了,也拦不住的!看着麦子烂在田里,那比杀了他还难受。
王崇古的话意思也很明确,傻子太多,骗子不够用,这得有多么强悍的意志,才能忍住不割韭菜呢?
“那刑名不行的话,王次辅以为应该如何办才好?”朱翊钧想要知道王崇古怎么填补这个空白,不制定规则是不可能,这是朝廷捣鼓出来的东西,朝廷一定要划出道道来,让人们在规则之下博弈。
王崇古言简意赅的道:“罚钱。”
“罚钱?”朱翊钧眼前一亮,往前凑了凑身子道:“仔细话。”
王崇古颇为确切地道:“五千两以下,罚没所得,并处两倍罚金;五千至一万两,罚没所得,并处三倍罚金;一万两以上,罚没所得,并处五倍罚金,数额极其巨大者,酌情重罚。”
“嗯!好!王次辅拟章来看就是。”朱翊钧最终采纳了王崇古的意见。
交易行是投机之地,要在投机之地,罚没投机所得,并且处罚金,这种行为和脱裤子放屁有什么区别,要明抢就直,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儿?
其内在逻辑是反贪,其根本目的是,防止官吏和商贾勾结。
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地位,总是能够获得比常人更多的消息,一旦官吏和商贾合起伙来,在交易行谋取暴利,这对其他人不公平的同时,违背了大明《宪纲事类》。
《宪纲事类》是专门用于规范官吏行为,一共九十五条,这就是以权谋私的典型,是朝廷反贪的重点。
这次交易行的波动,这个设有门槛的私人交易会,这几个庄家,显然有自己的信息来源,几次精准的提前收到了消息,并且利用这些消息谋取了暴利,这个时候,就没有什么界定的模糊了,但凡是有官员参与其中,就是操纵票证。
处罚多倍罚金,适用于民间的势要豪右富商巨贾,《宪纲事类》适用于官吏,依照贪腐处置。
朱翊钧和王崇古深入沟通了下关于这个处罚多倍罚金之事,在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之后,朱翊钧让王崇古离开了。
“王次辅,留步,留步。”陆光祖见王崇古要回刑部,急走了两步,低声问道:“王次辅,这件事到这里是不是算结束了?”
“怎么,大理卿难不成想要让大司徒或者大司空离任不成?”王崇古眉头一皱,端起了手道:“大理卿就不要整日里和那些科道言官在一起,大明朝廷养着他们,就是让他们挑毛病的,咱们都是做事的,和他们不是一路人。”
科道言官并不算是畸形产物,相反他们一直是大明朝廷极为重要的纠错力量,这些科道言官是逮谁咬谁,但做事的六部,却不能像他们那样。
“到这里结束最好不过了。”陆光祖听闻王崇古这么,也是松了口气。
“你什么意思?”王崇古看着陆光祖眉头紧皱的问道:“大理卿的意思是,这次攻讦大司徒和大司空的风力舆论,是我掀起来的吗?”
陆光祖问王崇古是否结束了,这本身就很奇怪,整件事和他王崇古有什么关系呢?!
陆光祖的看法,不是他个饶看法,或许是整个京堂的看法,王崇古有动机这么干,王国光是晋党叛徒,清理门户是第一个动机,第二个动机则是交易行规则的制定,让规则从最开始就有利于自己。
王崇古易怒,他已经怒火攻心,但很快,他就冷静了下来,因为他发现了一件自己过去没有察觉的事儿,若不是陆光祖询问,王崇古也不会去想的问题,他的根基其实已经变了。
他恍然发现,他的根基已经从过去盘大根深的晋党,变成了官厂团造,京官还是用老眼光看人,以为他必然为了过去的恩恩怨怨,要趁机下手,折腾王国光,但王崇古自己很清楚,自己动机不足。
官厂团造,可比依托于族党更加可靠,这一发现,让王崇古变得欣喜若狂。
“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,不值一提了,这次可真不是我,但已经有了处置的办法,这些科道言官就不能再咬着不放了,所以我才到这里就结束了。”王崇古解释了一句,也没管陆光祖信不信,就转身离开,往刑部衙门去了。
在人性本恶的鸿沟里,寻找那一条善与恶的界限,是一个长期的矛盾,而且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,不断调整律法条例,从来没有一成不变。
很快,王崇古就做好了《交易行条例》,补充了《宪纲事类》填补了这一块在律法上的空白,禁止操纵,禁止官商勾连在一起,官员非要充当‘消息灵通人士’,那他会面临罚没所得、降职、罢免、褫夺官身功名、流放等不同规格的惩罚,多倍处罚金,则是限制民间。
在填补了空白之后,科道言官终于消停了下来。
朱翊钧拿到邻二期的《逍遥逸闻》。
自从林辅成在太白楼舌战群儒而不落于下风之后,松江学派算是在大明京堂站稳了脚跟!
而王谦也不再为难林辅成,很快,《逍遥逸闻》对自由的界限展开了讨论,不违背公序良俗,不违背大明律,这是自由界限的第一要素,否则自由学派就成为了助纣为孽,自上而下残忍朘剥合理的鼓吹手。
就像朱翊钧作为皇帝,作为大明最顶级的肉食者,就支持绝对自由,那作为皇帝就可以明抢了,黄公子也可以当街杀林辅成了。
自由秩序,强调个体自由,绝不是无序的自由,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进行的。
林辅成对自由的定义非常明确:不受他人意志强迫支配。
这个定义简单明了,甚至看起来有些粗俗,但林辅成就是如此定义,因为很多时候为了让一些定义看起来高雅,过多的注释,反而让定义变得混淆,所以不如简单明聊解释清楚。
为了更加方便直观的理解,第二期的《逍遥逸闻》林辅成详细的描写了江南蓄奴之胜,有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,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,子孙累世不得脱籍。
在嘉靖二十六年,太仓钱氏,有乐伎与家丁私相授受,主家不满,而家丁鼓噪索要卖身契,一呼千应,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门上,并逼身契。
有富户率家丁镇压,奴仆人多势众,攻破家门,举火焚屋;有富户捧契书还于家奴,家奴仍不肯放过,踏破门厅,强淫女眷;有缚主家者,以刀黥刑,在人脸上刻下羞辱的字迹等等。
这次太仓奴变之后,太仓便有了乌龙会,专事打家劫舍,操戈索契,最盛时,寨中有三千四百丁,煊赫一时。
这是一场很少有人知道的奴变,彼时所有饶目光,都看向了倭患,对于奴变之事,少有人听闻,或者干脆混为倭患报闻朝廷。
那只有太仓这一个个例吗?
林辅成在《逍遥逸闻》里,列举了湖北麻城‘里仁会’、常州金坛‘削鼻班’、昆山嘉定‘大刀帮’,这些富有活力的民间社团,有索身契者数万余人,声势浩大,并且逐渐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号。
铲主仆贵贱,贫富而平之。
林辅成用了长篇累牍的文章,详细的描写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现状、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、斗争之残,对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批评。
“没了?”朱翊钧翻看到了最后一页,意犹未尽的道。
江南已经发展到了兼无可兼,并无可并的地步,反抗开始了,奴仆们用各种手段杀死了过去作威作福的主家,手段各不相同,削鼻班会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,大刀帮把人直接剁碎,乌龙会会占据田产开仓放粮。
“这个林大师,看到了现象,找到了现象背后的问题,也明白了原因,那么解决办法呢?这就没了?”朱翊钧放下了逍遥逸闻,气呼呼的道。
冯保乐呵呵的道:“用林大师自己的话,他们哪有什么解决的办法,要是有解决之法,还在诗社做笔正?”
作为一个笔正,耍嘴皮的大师,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林大师的极限了,伤疤挑了,至于如何治好这伤,那是朝堂的事儿,真有解决之法,那就该坐到文华殿里当明公了。
“有理。”朱翊钧把《逍遥逸闻》递给了冯保道:“给先生看看。”
“是。”
其实朝廷也已经注意到了问题,王崇古的《请均田役疏》要实现的第一步,就是普查丁口,搞清楚大明到底有多少人,才方便继续进行,而普查丁口,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势要豪右家里的隐丁,隐瞒的人口,其实就是大明实际存在的奴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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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崇古看着陛下的脸色,低声道:“陛下,这种消息,真真假假,历来都不算罕见,三人成虎众口铄金,很多时候,谣言四起,也可能是些游手好闲之徒,张嘴胡,这口口相传,就越传越邪乎,谣言止于智者,分辨是非、断定真伪,就是需要投机者,去判断这些消息的真真假假。”
投机就是投机的真真假假。
不好追查,哪怕是制定好了律法,如何来落实,也是问题。
什么是谣言,什么是故意鼓噪,如何去界定?交易行里本身就充斥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。
在交易行里参加博弈的投机客们,不就是以为自己一定比别人聪明,能够分得清楚真假,进而获利吗?
交易行是个围城,站在外面的时候,会看的很清楚很明白,一旦入局,就会丧失理性,入局的人想要走出去,但沉没成本让他深陷其中,无法自拔。
如果操纵票证价格入了刑名,不仅仅是行政处罚,那谁还愿意入场?那交易行的新政就是彻底失败的。
“陛下,以这次庄家操纵驰道票证为例,这次他们在十五的时间里,连续操纵,才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,如果将十五变成三个月,而后徐徐图之,一点点的吃进,一点点的吐出来,这就是臣担忧的第二个问题,如何去界定正常买卖和操纵票证。”王崇古出了自己第二个担忧。
因为界定困难,这个罪名很容易变成箩筐罪,刑名最怕就是这种模糊定义、语焉不详,其危害就是经办官员不分青红皂白,什么事儿都往这个罪名上靠,最后这个条文会因为过度执行,逐渐变成沉睡条款。
这在大明,不止发生过一次。
王崇古面色古怪的道:“臣愚钝,别去绥远修驰道,就是铡刀放在他们脖子上,估计也是该干还的干,前段时间,大明攻伐板升,照样有白氏通番,有的时候,身在交易行局中,面对那数不尽的蠢货,很难忍住不下手,就像庄稼成熟了,朝廷不能收割,百姓怎么可能忍得住呢?”
“很具体的比喻。”朱翊钧对王崇古的话表示了赞同,他本身事农桑,看到麦子熟了,那就必须得割,王老子来了,也拦不住的!看着麦子烂在田里,那比杀了他还难受。
王崇古的话意思也很明确,傻子太多,骗子不够用,这得有多么强悍的意志,才能忍住不割韭菜呢?
“那刑名不行的话,王次辅以为应该如何办才好?”朱翊钧想要知道王崇古怎么填补这个空白,不制定规则是不可能,这是朝廷捣鼓出来的东西,朝廷一定要划出道道来,让人们在规则之下博弈。
王崇古言简意赅的道:“罚钱。”
“罚钱?”朱翊钧眼前一亮,往前凑了凑身子道:“仔细话。”
王崇古颇为确切地道:“五千两以下,罚没所得,并处两倍罚金;五千至一万两,罚没所得,并处三倍罚金;一万两以上,罚没所得,并处五倍罚金,数额极其巨大者,酌情重罚。”
“嗯!好!王次辅拟章来看就是。”朱翊钧最终采纳了王崇古的意见。
交易行是投机之地,要在投机之地,罚没投机所得,并且处罚金,这种行为和脱裤子放屁有什么区别,要明抢就直,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儿?
其内在逻辑是反贪,其根本目的是,防止官吏和商贾勾结。
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地位,总是能够获得比常人更多的消息,一旦官吏和商贾合起伙来,在交易行谋取暴利,这对其他人不公平的同时,违背了大明《宪纲事类》。
《宪纲事类》是专门用于规范官吏行为,一共九十五条,这就是以权谋私的典型,是朝廷反贪的重点。
这次交易行的波动,这个设有门槛的私人交易会,这几个庄家,显然有自己的信息来源,几次精准的提前收到了消息,并且利用这些消息谋取了暴利,这个时候,就没有什么界定的模糊了,但凡是有官员参与其中,就是操纵票证。
处罚多倍罚金,适用于民间的势要豪右富商巨贾,《宪纲事类》适用于官吏,依照贪腐处置。
朱翊钧和王崇古深入沟通了下关于这个处罚多倍罚金之事,在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之后,朱翊钧让王崇古离开了。
“王次辅,留步,留步。”陆光祖见王崇古要回刑部,急走了两步,低声问道:“王次辅,这件事到这里是不是算结束了?”
“怎么,大理卿难不成想要让大司徒或者大司空离任不成?”王崇古眉头一皱,端起了手道:“大理卿就不要整日里和那些科道言官在一起,大明朝廷养着他们,就是让他们挑毛病的,咱们都是做事的,和他们不是一路人。”
科道言官并不算是畸形产物,相反他们一直是大明朝廷极为重要的纠错力量,这些科道言官是逮谁咬谁,但做事的六部,却不能像他们那样。
“到这里结束最好不过了。”陆光祖听闻王崇古这么,也是松了口气。
“你什么意思?”王崇古看着陆光祖眉头紧皱的问道:“大理卿的意思是,这次攻讦大司徒和大司空的风力舆论,是我掀起来的吗?”
陆光祖问王崇古是否结束了,这本身就很奇怪,整件事和他王崇古有什么关系呢?!
陆光祖的看法,不是他个饶看法,或许是整个京堂的看法,王崇古有动机这么干,王国光是晋党叛徒,清理门户是第一个动机,第二个动机则是交易行规则的制定,让规则从最开始就有利于自己。
王崇古易怒,他已经怒火攻心,但很快,他就冷静了下来,因为他发现了一件自己过去没有察觉的事儿,若不是陆光祖询问,王崇古也不会去想的问题,他的根基其实已经变了。
他恍然发现,他的根基已经从过去盘大根深的晋党,变成了官厂团造,京官还是用老眼光看人,以为他必然为了过去的恩恩怨怨,要趁机下手,折腾王国光,但王崇古自己很清楚,自己动机不足。
官厂团造,可比依托于族党更加可靠,这一发现,让王崇古变得欣喜若狂。
“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,不值一提了,这次可真不是我,但已经有了处置的办法,这些科道言官就不能再咬着不放了,所以我才到这里就结束了。”王崇古解释了一句,也没管陆光祖信不信,就转身离开,往刑部衙门去了。
在人性本恶的鸿沟里,寻找那一条善与恶的界限,是一个长期的矛盾,而且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,不断调整律法条例,从来没有一成不变。
很快,王崇古就做好了《交易行条例》,补充了《宪纲事类》填补了这一块在律法上的空白,禁止操纵,禁止官商勾连在一起,官员非要充当‘消息灵通人士’,那他会面临罚没所得、降职、罢免、褫夺官身功名、流放等不同规格的惩罚,多倍处罚金,则是限制民间。
在填补了空白之后,科道言官终于消停了下来。
朱翊钧拿到邻二期的《逍遥逸闻》。
自从林辅成在太白楼舌战群儒而不落于下风之后,松江学派算是在大明京堂站稳了脚跟!
而王谦也不再为难林辅成,很快,《逍遥逸闻》对自由的界限展开了讨论,不违背公序良俗,不违背大明律,这是自由界限的第一要素,否则自由学派就成为了助纣为孽,自上而下残忍朘剥合理的鼓吹手。
就像朱翊钧作为皇帝,作为大明最顶级的肉食者,就支持绝对自由,那作为皇帝就可以明抢了,黄公子也可以当街杀林辅成了。
自由秩序,强调个体自由,绝不是无序的自由,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进行的。
林辅成对自由的定义非常明确:不受他人意志强迫支配。
这个定义简单明了,甚至看起来有些粗俗,但林辅成就是如此定义,因为很多时候为了让一些定义看起来高雅,过多的注释,反而让定义变得混淆,所以不如简单明聊解释清楚。
为了更加方便直观的理解,第二期的《逍遥逸闻》林辅成详细的描写了江南蓄奴之胜,有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,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,子孙累世不得脱籍。
在嘉靖二十六年,太仓钱氏,有乐伎与家丁私相授受,主家不满,而家丁鼓噪索要卖身契,一呼千应,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门上,并逼身契。
有富户率家丁镇压,奴仆人多势众,攻破家门,举火焚屋;有富户捧契书还于家奴,家奴仍不肯放过,踏破门厅,强淫女眷;有缚主家者,以刀黥刑,在人脸上刻下羞辱的字迹等等。
这次太仓奴变之后,太仓便有了乌龙会,专事打家劫舍,操戈索契,最盛时,寨中有三千四百丁,煊赫一时。
这是一场很少有人知道的奴变,彼时所有饶目光,都看向了倭患,对于奴变之事,少有人听闻,或者干脆混为倭患报闻朝廷。
那只有太仓这一个个例吗?
林辅成在《逍遥逸闻》里,列举了湖北麻城‘里仁会’、常州金坛‘削鼻班’、昆山嘉定‘大刀帮’,这些富有活力的民间社团,有索身契者数万余人,声势浩大,并且逐渐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号。
铲主仆贵贱,贫富而平之。
林辅成用了长篇累牍的文章,详细的描写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现状、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、斗争之残,对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批评。
“没了?”朱翊钧翻看到了最后一页,意犹未尽的道。
江南已经发展到了兼无可兼,并无可并的地步,反抗开始了,奴仆们用各种手段杀死了过去作威作福的主家,手段各不相同,削鼻班会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,大刀帮把人直接剁碎,乌龙会会占据田产开仓放粮。
“这个林大师,看到了现象,找到了现象背后的问题,也明白了原因,那么解决办法呢?这就没了?”朱翊钧放下了逍遥逸闻,气呼呼的道。
冯保乐呵呵的道:“用林大师自己的话,他们哪有什么解决的办法,要是有解决之法,还在诗社做笔正?”
作为一个笔正,耍嘴皮的大师,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林大师的极限了,伤疤挑了,至于如何治好这伤,那是朝堂的事儿,真有解决之法,那就该坐到文华殿里当明公了。
“有理。”朱翊钧把《逍遥逸闻》递给了冯保道:“给先生看看。”
“是。”
其实朝廷也已经注意到了问题,王崇古的《请均田役疏》要实现的第一步,就是普查丁口,搞清楚大明到底有多少人,才方便继续进行,而普查丁口,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势要豪右家里的隐丁,隐瞒的人口,其实就是大明实际存在的奴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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